【导读】6月21日，文汇讲堂176-4“全球南方在文明交流中共振与互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该校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主讲，并在圆桌环节与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姜锋、该校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顾力行（Steve J. Kulich）和巴基斯坦国际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成员纳西姆·汗（Nasim Khan）展开圆桌互动。近180位听众现场参与，上观APP等五个平台直播，1.5万人次观看。
现将内容整理为主讲上下、圆桌上下、提问、快评等，此为主讲上篇。
“全球南方系列十讲”正从各个维度深入而有序展开，接着之前破题、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三个话题，今天我从全球南方的文明维度“接着讲”。
全球南方的文明维度
国内学界目前对“全球南方”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博弈两大维度：一方面，资源获取与结构性不平等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关切；另一方面，打破西方主导的权力结构、实现话语自主已成为广泛共识。相比之下，对其文明维度的深入探讨仍显薄弱。
*长期的文明等级制遮蔽了文明主体性
《世界秩序与文明》》《什么是西方》《怀柔远人》
对文明维度不够重视，相当程度上是“全球南方”国家囿于发展阶段的局限性对政治自主和经济发展更为关注，而对自冷战以来被遮蔽起来的始于殖民时期的文明等级制，以及在苏联解体后经全球化包装更加隐性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没能保持足够的警惕。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刘禾在《《世界秩序与文明》》一书中深刻地指出，西方从帝国时期以来的国际影响力拓展，包括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整个进程，都嵌入了“文明等级制”这一核心逻辑。文明被分为野蛮、蒙昧（未开化）、半开化、文明和明达五种等级，显然最先进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最边缘的是现在更多被西方定义为“失败国家”的国际行为体。
法国学者菲利普·尼摩（Philippe Nemo）在《什么是西方》一书中进一步明确了西方“文明标准”的生成逻辑：经历过五个关键时刻，即古希腊人创造了城邦和科学，古罗马人发明了私法和人文主义，《圣经》倡导的伦理观与末世论，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以及西方近代重大的民主革命。只有经历过这一套“文明刻度”的历程或者从根本上接受并内化其精神，一个国家才有资格被纳入“西方”的范畴。
何伟亚在《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中指出，在英国人看来，中式礼仪是古代或前现代的典型特征，缺乏充分自觉的理性。这种认知实际上也是基于文明等级制的论断，认定清朝在文明发展处于落后状态。这不仅是礼制的冲突，更体现出双方对于现代性与文明的本体认知分属两种系统。
由此可见，推动文明之间的“互识”，是全球治理新秩序构建的关键，也是“全球南方”获得真正的主体性的要义所在。
*从“自然状态”出发的国际秩序弊端日益凸显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
当前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建构逻辑，基本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单元，这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就成为主导范式。这种制度安排的底层逻辑更强调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但当西方帝国对外扩张时，它们就开始罔顾其他国家的主权了，不干涉内政原则也被抛诸脑后，替代它的是“文明”等级制。资本主义列强以文明输出的名义，实际上毫无忌惮地破坏着其他国家的文明。
在文明等级制的前提下，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中极力推崇一种国家之间处于相互争斗的丛林法则的“自然状态”假定，这一思想被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成为其基本逻辑。我读博士时的导师冯绍雷教授曾赴布鲁塞尔给北约授课，其间曾向在场的北约军人提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即他们在做出事关北约安全问题的判断和决策时遵循的是哪一种理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最被认可的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范式，后冷战时期的批判学派等也广受关注。但现场所有北约军官们都选择从现实主义理论视角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尽管除了霍布斯“自然状态”零和假定，还存在洛克假定、康德假定等一系列假定，但在外交、国防、安全等等涉及国家利益的具体问题上，西方精英做谋划、定政策的思想起点依然是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假定，换言之就是从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信徒与异教徒对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一切安全问题都是零和博弈。
虽然霍布斯文化至今还深刻影响着西方世界的主流认知。但面向人类的未来，这套深刻塑造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基本准则，现在已走到死胡同。我们急切地呼唤新的解决方式。
约180位现场听众全神贯注
*全球南方国家的古代文明大多处于失语状态
从文明维度上来说，“全球南方”当前基本处于文明失声状态。首都师范大学邱运华教授2024年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古代文明，如玛雅文明、努比亚文明、印第安文明等，其起源和早期发展都“失语”了，考古学和人类学无法讲述它们的起源故事。我们熟知的人类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文明史”叙事中，充满着对这些早期文明的忽视、漠视和无视。
我所在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近年来把研究重点设定为“全球欧洲”研究，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国内外现有的欧洲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所谓的“现代世界”为开端，从而沦为了先进西方、落后非西方的二元化线性叙事。时间维度一旦被拉回“地理大发现”以前，把古代亚欧大陆上的文明互动纳入视野，欧洲就失去了单一现代性输出者的话语优势，一个更完整的多重现代性的世界知识图景将被建构出来。
因此，要讲好全球南方国家文明起源故事，就必须一方面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等西方史观，强调“失语”文明的自主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加大考古学、人类学领域投入与研究力度，以更多的突破与文明证据支撑起全球南方国家的文明话语权。
《失落的启蒙：阿拉伯征服的中亚黄金时代》与作者。
近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普罗大众很难想象，中亚在世界文明史上曾居于中心地位，其多样文明的共生共荣催生过一个“黄金时代”，而当时的欧洲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美国学者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在《失落的启蒙：阿拉伯征服的中亚黄金时代》中指出，从阿拉伯扩张到帖木儿时代的中亚，是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中心。大量史料证明，欧洲正是经过阿拉伯的传译活动，才从中亚等处获得了后来的发展动力。这提醒我们，“全球南方”从未缺席人类文明进程，只是在西方世界史话语中往往被边缘化。
无可争议的现实是，殖民主义哪怕是经过了“全球南方”的去殖民化依然还残痕犹存，并且在新的、更隐性的“文明等级制”中不断复制和扩展。比如，前宗主国的“看不见的手”仍在操纵资源分配、地缘结构与文化认知，甚至经常导致“南南之间”的内部紧张与历史创伤。
全球南方的文化自觉
在这种大背景下，除将“全球南方”的文明维度提升到与政治维度、经济维度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外别无他法。一个有利的历史契机是，“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出现群体式“文化自觉”的大趋势。
*全球文化渐趋“美国化”，加剧文化依附
南方国家在个体或集体意义上的文化自觉之所以日益勃兴，与全球化将时间维度上的“现代性问题”转化为空间维度上的“全球性问题”，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密切相关。
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开始，美国主导并强力推进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最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在这种模式中，资本自由流动与跨国文化输出成为主旋律，世界被裹挟进由美式文化符号、价值系统和消费习惯主导的全球秩序。《世界的西方化》（The Westernization of the World）一书中对此已有明确批评，指出这一进程造成了对非西方文明的边缘化与再塑造。
左为《世界的西方化》，右为哈贝马斯书籍，提出了对全球化的担忧
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欧陆哲学家曾长期忧虑，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否正在导致全球的“美国化”？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会不会就此逐渐被抹平？这种全球文化的结构化过程，实际上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依附与话语不平等。
*全球化进程也是国家文化觉醒的过程
全球化并未消解地方性。恰恰相反，它在与本土文化的遭遇中暴露出深刻的不适与摩擦。这种“适配”困境反过来激活了本土文化的反思性机制。地方性文化的反思更是因此成为推动国际秩序重构、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与民族，纷纷唤醒自身文化意识，进入“文化觉醒”状态。“全球南方”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渐获得了新生，开始以文明为核心重新思考全球关系，并主动寻求多元价值体系下的文化定位。
上世纪末，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以适应全球化浪潮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这种“文化觉醒”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觉”。它不仅是对外部文化入侵的回应，更是对自身文明价值的重申与主体性的重建。
在他看来，文化自觉乃是在充分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与外部文化展开互动与对照，从而确立自我认知边界的过程。费孝通先生特别强调，“认不清的我”是社会科学面临的根本挑战。“自知”不仅是个体的伦理美德，更是国家文化主体建构的基础。这样一来，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自觉就转化为政治、法律、教育、传播等多重维度的系统工程。
*从“一分为二”回到“一分为三”
西方的传统认知范式是一分为二的，而中国认识世界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是一分为三的，这就是《道德经》中所提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所以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也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尽管源于西方但又超越了西方的“一分为二”。
而在“全球南方”的文化自觉实践中，如何从“一分为二”的现代性走向“一分为三”的复杂认知，构成我们迈向文明互鉴的内在动力。
*各类国家都在勃发“伟大复兴”的叙事自觉
文化自觉及其重要性，可以从新的时代条件下全世界日益普遍化的“伟大复兴”叙事中窥见一斑。以前，我们更熟悉的是大国讲伟大复兴，中国、美国、俄罗斯等都不例外。近年来，中等强国、地区性强国也越来越多地提出“伟大复兴”叙事。以土耳其为例，所谓“新奥斯曼主义”“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兴起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诸多举措，均明确指向重新振兴土耳其在欧亚大陆乃至世界政治中的历史地位。土耳其甚至停止使用被认为由西方赋予的英文国名“TURKEY”，而改用更具本土自信的表达。
左为2024年哈萨克斯坦举纪念术赤汗建立金帐汗国800周年，右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抓饭中心” 在乌留学生任如意拍摄
而小国的加入更加引人注目。以我主要研究的领域中亚为例，哈萨克斯坦正重新书写本国发展史，成立术赤兀鲁思研究所，由哈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直接主持编撰七卷本《哈萨克通史》。托卡耶夫总统更明确提出哈萨克斯坦是金帐汗国的直接继承国。哈领导人还在“新哈萨克斯坦”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公正的哈萨克斯坦”理念，细化国家治理愿景。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也提出了以“新乌兹别克斯坦”为名的2022—2026年发展战略。政府专门在塔什干建设“新乌兹别克斯坦公园”。2023年10月，笔者前去田野调查并观摩议会大选，曾获赠名为“新乌兹别克斯坦”的伏特加酒。类似复兴叙事更是嵌入日常生活，如街道更名、纪念碑新建、饮食文化塑造等。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抓饭中心”（Центр плова）设有全球最大的抓饭锅，一次可烹饪足以供成百上千人食用的抓饭，各地还经常举办“抓饭节”，成为其国家建构和认同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现象提示我们：“全球南方”的文明维度不能忽视，因为不仅是“南方国家”，连“北方国家”“西方国家”都在积极建构“伟大复兴”的叙事。各国的复兴故事讲得越充分，它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就越显突出。显而易见，全球南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无法绕开文明维度的基础。 整理：李念 金梦
未完待续，下篇为：
杨成：如何文明互鉴？费孝通提出“将心比心”|讲堂176-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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